7月3日，2017 “网络与新媒体讲习班”在重庆大学开班。首日，周涛教授、郭小安研究员分别探讨了大数据的创新实践、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机制。

 

大数据创新实践

周涛，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 

（周涛/摄影：何燕君 王瑞娜）

周涛教授主要从大数据的理念与战略、数据时代的政府治理、大数据驱动产业升级和数据时代的伦理困境四个方面具体展开。

一是以大数据新业态代表的创新理念要和传统行业结合，带来了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科学范式的转变。“大数据”是基于多源异构、跨域关联的海量数据分析所产生的决策流程、商业模式、科学范式和生活方式上颠覆性变化的总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外部化和人工智能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其中，数据的外部化是指必须通过数据流动实现数据价值。目前，大数据的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即数据总量呈指数型爆炸性增长的对比；数据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据的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发展趋势对产业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非物质产品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物质产品生产中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量原有劳动岗位，包括重复性劳动和在可表达的框架下具有一定创造性的劳动岗位将被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替代。但是，前沿关键技术、科学与艺术创新（画家）、综合性解决方案（领导统筹）、情感关怀类（心理咨询师）、价值嵌入类（奢侈品加工）等工作仍然无法被替代。

二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关键在于提升监管能力和决策能力。一方面，政府的数据监管大致包括数据来源、机器学习和实时预警三个阶段。从大数据实践案例来看，通过公开的渠道，采集了4000多万家企业的股权关系、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法律诉讼、招标投标等数据，能够帮助政府自动发现识别金融风险。此外，通过对企业招投标数据进行分析，自动发现疑似串标、围标的企业；通过对标的物标准化的政府采购行为进行分析，能自动发现疑似不当采购。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实时、海量、准确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感知宏观经济社会现状，预测重大风险。政府掌握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各地级市航空、铁路和公路人口流量；市内所有企业互联网招聘的职位数目、职位类型和薪资水平；重大建设项目卫星遥感数据。而其最终的数据产品形态则有：新经济指数、双创指数、卫星制造业指数、军民融合指数、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从大数据实践案例来看，基于3亿互联网用户上网行为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在线活跃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很强，社交活跃度能够反映区域经济的宏观产业结构，结合产业结构数据，可以预测经济产业的结构性风险。此外，基于卢旺达手机用户和问卷数据分析，研究发现通过手机使用记录能推测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能反过来重建出整个国家的财富状况，绘制出高分辨率的国家财富分布地图，所得结果与普查数据高度一致。

三是大数据驱动产业升级必须突破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法。实现从定性化教育经验积累到定量化教育引导和教育管理；从工业化课堂教育到个性化定制教育的转变；从后置性应急管理到前置性预警引导；从离线静态分析到自适应动态分析的转变。此外，大数据时代的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本身是中立的，但是数据分析和呈现并不是中立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阶层分化。

（文字：陈创 冉桢）

 

 

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机制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郭小安/摄影：何燕君 王瑞娜）

郭小安研究员首先强调，在后真相时代，公众更多地是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事实作出判断。虽然杨国斌认为，中国互联网中的主要情绪是悲情和戏谑。但许可运用大数据分析则发现，中国网络舆情中主要情绪是愤怒。

一是对抗争动员中的情感和理性理论视角进行了回顾。斯科特提出了“生存伦理”和“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国内也产生了以法抗争、以理抗争、表演式抗争、符号化抗争等大量的解释框架。当前，中国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由于制度化的抗争渠道并不畅通，民众更多地通过非制度化渠道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抗争还呈现出由身体抗争转向身体符号抗争的新特点。而大众媒介在社会运动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议题建构、争取支持者、获得媒介关注的方式。

在社会抗争的情感主义视角方面，勒庞的《乌合之众》提出，集体中起作用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的本能。实际上，《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在于反思、批判法国大革命对于民主秩序的破坏。这表明，一切权力都需要限制，没有限制的权力都会走向崩溃。布鲁默则将社会动员机制称为循环反映，具体经历了集体磨合、集体兴奋、社会感染三个阶段。此外，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认为，社会抗争发生的条件包括：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突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的下降或不当。格尔《人为什么会造反》特别强调情感在社会抗争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并将其具体划分为递减型剥夺感、欲望型剥夺感和发展型剥夺感三种类型。亨廷顿提出了社会抗争的三个经典公式，即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还特别强调，人可以有秩序无自由，但不可有自由而无秩序。最不稳定的国家就是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不稳定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都想致富。对此，郭小安研究员认为，目前中国的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非直接利益型抗争，而是集体泄愤事件。并将情感动员策略具体划分为谣言建构、悲情叙事、道德捆绑、恶搞戏谑、人肉搜索。

二是新闻框架研究面临着从破碎到失衡的现实。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了意义，包括新闻材料的选择、新闻材料的事件建构。Irengar则将新闻报道模式划分为情节框架和议题框架来把握。郭小安认为，框架主要是追求阐释意义的过程，现有的多数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文本数据的量化分析。目前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的生产规划、内容建构等方面的应用集中表现在执行的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而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医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内容分析与议程测量。在新闻框架研究中，新闻媒体文本的选择要注意权威性、代表性和可比性。此外，还探讨了媒介事件中的新闻框架和行动框架的结合的可能性。郭小安认为，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既是行动工具，又是报道工具。因此，有必要整合认知框架、报道框架、行动框架、回应框架。

三是对自媒体时代的米姆传播现象进行了探讨。郭小安认为，米姆传播是情感动员的新形式。米姆具有自发性、复制性、改造性、变异性，但不能脱离母体的特点。邱林川提出了“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的概念，并认为视觉图像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青年政治的中心。总之，在中国网络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员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中国社会抗争多以利益诉求为主，鲜有价值对抗。甚至抗争者会直接回避价值诉求，有的还是直接利用意识形态作为护身符。

（文字：陈创 刘菁）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陈创

值班编辑：陈创 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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