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许可教授、董天策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网络信息与情绪传播研究”、“建立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的演讲。

 

网络信息与情绪传播研究

 

许可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许可/摄影：王瑞娜 何燕君）

许可教授主要从网络情绪分析和网络信息传播两方面具体展开。社会环境经历了由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态度到社会行为的循环过程。其中，社会情绪是社会循环的命脉，通过对社会情绪的监测，有助于预测社会心理、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变化趋势。预测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目前人工智能所谈的预测更多的是一种分类技术。而社会情绪的预测是一种基于群体情绪分析对群体行为结果的预测，这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人工智能。

 

当前，社交媒体中社会情绪主要包括悲伤、高兴、恐惧、厌恶、愤怒等五种基本情绪。通过情绪的时间模式分析发现，在一天之内，早上7点至8点是悲伤情绪的最高峰，晚上7点至8点是高兴情绪的最高峰；在一周以内，星期六是高兴情绪的最高峰，而星期天的高兴情绪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基于心情搜索的情绪分析结果表明，除非出现重大突发事件，社会情绪变化基本保持稳定。在情绪分析的实践应用方面，情绪分析技术已经广泛运用到对选举结果、票房成绩以及股市走势的预测中。其中，利用沃德社会气象台股市气象站的相关的情绪数据，对中国A股市场的大盘走势的预测发现，2015年实际场景下收盘涨跌幅预测准确率达68.42%，成交量预测准确率高达73.68%。

 

在网络信息传播方面，许可强调，必须重视弱连接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弱连接是连接不同社区的桥梁，删除弱连接比删除强连接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更大。社会网络的弱连接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亲人、同学、朋友和同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强连接关系。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还存在一种更为广泛而松散的弱连接。在线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推送机制（主动地将信息推送给好友）和转发机制（延续传播）来实现信息传播。比较弱连接和强连接信息传播效果的差异后发现，弱连接信息传播的距离更远，强连接信息传播的覆盖范围更广。而随机传播作为一种弱连接和强连接的结合，信息传播得更广更远，传播效果也最佳。

 

针对谁是社交媒体流行趋势的倡导者这一问题，他认为，实际上存在着英雄创造历史（卡莱尔、梁启超）、群众创造历史（孟子、贾谊、恩格斯、毛泽东）两种代表性观点。经过研究发现，网络流行语在微博传播中存在双峰现象。以2013年微博数据为例，“流行语”的使用频次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传播双峰，两者时间间隔为103天，因此这两个微博分别代表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过程。总体而言，虽然经典传理论强调关键人物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在网络流行语传播的早期阶段，普通用户的参与对是否引发流行现象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就信息传播的情绪相关性而言，许可认为，总体而言，愤怒是相关性最强和网络群体中最容易传播的情绪，高兴位居第二位，即“好事不出门，怒火烧千里”。而且，愤怒情绪具有比高兴情绪更高的传染性和穿透性，这决定了愤怒情绪比高兴情绪的传播速度更快。对此，他强调，网络是一个不均衡的放大器，更偏好于某种特定情绪。因而，未来网络的设计必须考虑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此外，学界关于群体存在着乌合之众、群体智慧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乌合之众是指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鼓励的个人，而保持群体中每一个个体的独立性是群体智慧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文字：陈创）

 

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

 

董天策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教授

（董天策/摄影：何燕君）

董天策教授首先梳理了公共领域在当代中国的发端。公共领域，根据哈贝马斯的定义，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公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如今，报纸和期刊、广播电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董天策教授还从本体、构成与功能三个角度详细解释了公共领域的含义。

董天策教授其次讨论了公共领域在中国是否存在的问题，并介绍了学界关于公共领域是否在中国存在的相关观点。董天策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改革打破了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的状况，与之伴生的便是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但由于公共领域的前提，即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尚不充分，特别是大众传媒与新闻出版事业仍然由国家主导，公共领域呈现出很强的国家主导特性。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有待深化，公民社会尚未充分法语，中产阶层力量依旧弱小等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公共领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

传媒发展与公共领域具有紧密联系。董天策教授指出，当下传媒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种属性。中国传媒业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实现了由单一政治属性到政治，经济双重属性再到政治，经济，社会三重属性的变迁。所谓社会属性，就在于传媒是耳目喉舌，是连接社会各个群体的纽带，是不同群体发生的共有平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是公共领域。随着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传媒的社会属性不断深化，其作为公共领域的潜力也日益凸显。

董天策教授指出，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赋权使得公共领域建构成为可能，事件推动则使得中国公共领域建构成为现实。此外，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民四权（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确立也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大量“网络公共事件”，但对于这类事件，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这其中以“网络群体性事件”所占的比例最大。董天策教授指出，这类命名显示了相关学者基于危机管理范式的话语与学术视角，会导致对于网络舆论的管控的日趋严格。董天策教授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从学术概念和研究方式两方面都存在问题的误导性话语。从现实层面来讲，这一概念则有可能压制乃至扼杀正常的网络舆论监督，从而错失积极推进网络公共领域假设的良机。

董天策教授指出，只有那些涉及公共利益，与公共管理结为因果的事件，才有可能成为公共事件。董天策教授通过对57个案例进行研究，解读了社交媒体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首先，媒体是网络公共事件形成的第一个消息来源。其次，社会化媒体是形成网络广告时间不可或缺的言说空间和讨论平台。第三，社会化媒体是开展网络动员进而形成线上与线下行为互动的重要手段。

网络公共事件对推动社会变革也具有很大作用。董天策教授指出，网络公共事件对推动社会变革具有三点作用。首先，这类事件使得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常态。第二，网络公共事件有利于维护社会正义，使得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成为理性自觉。第三，网络公共事件有利于引起政府关注，进而督促政府信息公开，查处有关问题。第四，网络公共事件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制度变迁初见成效。但由网络公共事件推动的网络公共领域，也存在严重缺陷。具体表现为脆弱性、民粹性和伪公共性。董天策教授认为，网络公共事件是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大好契机，建构开放而理性的网络公共领域，对于推进社会变革，护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有重要意义。

（文字：冉桢）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陈创

值班编辑：陈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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